韓愈是唐代散文巨匠，同時也是對宋代作家極有影響的詩人。人們對他的“以文為詩”談得比較多，卻很少注意他那更為突出的“以詩為文”的特點。
所謂“以詩為文”，是指用具有詩的情調、韻味等特色來寫散文，即是說把散文給詩化了（但這並不等於從西方引進的新文體“散文詩”）。我們說把散文詩化，或者說把散文寫得很帶詩意，並不限於寫自然景物、抒情小品或對人物進行典型塑造和對事態進行藝術描繪；而是也可以用詩的情調、韻味來寫說理文或評論文。韓愈的散文特點之一就在這裏。
據說伯樂姓孫名陽，是春秋時代秦國人，會給馬看相，善於識別什麼是千里馬。這原是《戰國策·楚策》中一個名叫汗明的人對春申君黃歇講的一個故事裏的人物。這故事可能是古代傳說，也可能就是汗明用藝術虛構手法創造出來的寓言。伯樂的典故曾幾次被韓愈引用（見他所作的《為人求薦書》及《送溫處士赴河陽序》），可見由於韓愈本人命運的坎坷，對伯樂能識別千里馬的故事是很有感情的。但平心而論，還是他的這篇《馬說》寫得最好，讀者也最愛讀，因為這篇文章寫得太像一首詩了。
詩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訴諸形象思維，它的創作手法也常以比興為主。當然，一首好詩總要比散文寫得更加含蓄曲折，餘味無窮。而從常識論，一篇說理散文，基本上總是以邏輯思維為主的，韓愈的《馬說》肯定是一篇說理文，但它似寓言而實非寓言，用比喻說理卻並未把所持的論點正面說穿，更沒有把個人意見強加給讀者。全篇幾乎始終通過形象思維來描述千里馬的遭遇，只擺出活生生的事實卻省卻了講大道理的筆墨，這已經可以說是詩的寫法了。更巧妙地是作者利用了古漢語中不可缺少的虛詞（語助詞、感歎詞和連接詞），體現出抒情詩應有的一唱三歎的滋味和意境，儘管我們讀起來是一篇散文，但仔細品評，卻儼然是一首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抒情詩。這種“以詩為文”的本領，始自西漢的司馬遷（誰也不曾承認過司馬遷是詩人），到了韓愈、柳宗元，乃得到進一步的發展；至宋代的歐陽修、蘇軾（尤其是歐陽修）而達到一個新的高度。這是我們研究中國文學史和學習古典散文應該注意的新課題。
文章的第一句是大前提：“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。”可這個命題本身就不合邏輯。因為存在決定意識，伯樂善相馬的知識和經驗，必須從社會上（或說自然界）存在著大量的千里馬身上取得，然後逐漸總結出來的。所以過去有人就認為韓愈這句話是本末倒置，是唯心主義的。我們並不否認，從唯物主義原則來看，他這句話是錯誤的。但把它作為詩的語言，它卻是發人深省的警句，是感慨萬千的名言。因為世上有伯樂這種知識和本領的人實在太少了。於是作者緊接著在下文從正面點明主旨，一瀉無餘地把千里馬的無限委屈傾訴出來。正由於“伯樂不常有”，不少的千里馬不僅找不到一個一般水準的牧馬人，而是“祇辱於奴隸人之手”，受盡了無知小人的醃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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